您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邓建鹏：读研究生时对原先读的专业产生厌烦情绪，附近居住的同学大都来自法学院，与之长期交往，遂对法律专业产生了兴趣。缘此报考了该专业，但最后竟选择中国法律史为专业、职业，却是始料不及的。

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邓建鹏：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此书展示了一位职业历史学家纯粹的学术操守、追究和方式，每年读一次，都会有新体会。受其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治学方式与治学态度。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邓建鹏：中国法律史，尤其是中国传统民事法制与清代诉讼。涉及“中国传统民事法制与清代诉讼”的领域已有一些前人研究，但仍有诸多未被研究的空白、既有研究的深度亦有待时日，此领域与现代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值得进一步推进。

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邓建鹏：现在评价尚为时过早；恰当的评价当交给同仁。《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能代表我过去一个阶段（2001－2006年）的学术思考与学术积累。

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邓建鹏：风格：思考过去，心在当下。较长时间受史学与法学双重学术风格的浸染。

您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其意义何在？

邓建鹏：清代的诉讼制度、近代讼费。意义：试图从中获得一定的理论启示；厘清一些较少人研究的领域（比如近代讼费）；对现代同类制度的完善提供法制的历史经验。

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邓建鹏：关注本土问题并由此出发，同时具有宏大视野。

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

邓建鹏：通过学术研究，达成对重大问题的一些共识，将之转化为普遍常识，成为推动法治实现的洪流。

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必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您如何认识西方的法学资源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的关系？

邓建鹏：理解西方法学资源的背景与内涵；思考这些法学资源运用于中国本土学术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避免不加区分地简单套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注重于西方法学资源的某些分析框架与分析思路对研究中国法学问题的启发。

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邓建鹏：做好的老师，培育英才；做好的学者，引领学术。

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

邓建鹏：没有特别固定或稳定的学术交流圈，但有一些学术上的朋友或师长，可以经常就某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请教。

您觉得您工作的城市对您参与学术交流有影响吗？

邓建鹏：北京是全国学术信息交流的中心，与其它城市相比给我带来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邓建鹏：法学各类学位太多，以至泛滥成灾。建议：尽量限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取消）法学成教、自考、专科、函授、远程教育以及法硕的招生规模，提升正常法学学位教育的含金量。

您对想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

邓建鹏：第一，仔细思考是否具有学术的潜力与兴趣；第二，如果有，坚持走下去。第三，若在北京任教，要充分考虑到有限的正式收入可能会少得令人失望或绝望。

在非学术著作中，您最喜欢读哪一本书？

邓建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此书文白夹杂但文笔流畅，向读者娓娓道来，展示一代学术大家的人生与学术。阅后感人至深。

您的人生格言（座右铭）是什么？

邓建鹏：尽能力，做最好的。

您对中国法学创新讲坛和中国法学创新网的发展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