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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解释学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

来源:未知 作者:佚名 日期:2019-09-21 浏览:58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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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解释学属于最富创意的哲学流派之一,其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成为在方法层面影响人文科学诸领域的最重要的成果,[1]甚至也直接影响着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2]其中对法律和法学研究,其影响尤为显要。这是因为,一方面,古典的法律解释、特别是罗马法解释,和圣经解释、语文解释一样,是解释学得以诞生的解释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法律作为近代以来人类管理社会的最重要的技术方式,是典型的实践理性。[3]但是,我们知道,再详尽的法律,和变幻莫测的社会事实相比较,它永远是、并且只能是“原则”,因此,根据社会事实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解释,是法律真正走向社会交往实践的不可或缺的“程序”。中国古典法律是世所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其法律发展源远流长,延绵悠久,其法律学术也颇具特色,形成了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律学(法律解释学)体系。但如果要用当代解释学的标准衡量,其学理化程度明显不足,于是,如何运用当代解释学原理解读中国古典的法律解释,就可能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学术话题。

一、法律符号的解释属性

法律是人类交往行为的符号体系。[4]同人类所表达的任何符号都指向某种事实一样,它只是人们对人类交往事实的归纳、总结和表达。但它又永远只是相关事实及其处理符号,而不是相关事实及其处理行为本身,因此,在实践中通过解释来伸展法律符号的内容,就殊为必要。例如,《唐律》及《唐律疏议》把“忌日作乐”这种行为(事实),在符号处理上作为犯罪行为予以安排,并规定了相关的处理规则:

“诸国忌废务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议曰:‘国忌’,谓在令废务日。若辄由作乐者,仗一百。私家忌日作乐者,减二等,合仗八十。”[5]

引述《唐律》及《唐律疏议》关于“忌日作乐”的规定,是要进一步说明:在《唐律》中,对于形形色色的忌日作乐现象,仅仅用16个文字符做出了规定。即使《唐律疏议》对之的解释,也不过33个文字符。以如此简洁明了的符号来总括千千万万的忌日作乐行为,其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因此,不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根据法律运行的实践对其做出具体解释,就格外必要。否则,法律实践就会因法律符号自身的迂阔反而不切实际。这恐怕正是为什么在英美法系国家更喜欢用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得出的具体判例作为法律渊源之原因了。

自从文字主导人类文明以来,法律作为符号,主要是通过文字符号表达的。我们知道,文字符号既有以表音为主的,如英文;也有以表意为主的,如形形色色的象形文字;还有表音和表意并重的,最典型者如中文。[6]但不论哪种文字,都以概括性、逻辑性和沟通性为其基本特征。概括性是指一个文字、一个词汇或者一个句子往往在表达某一类事实(尽管不排除其表达某一个或某几个事实的情形,但这只有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时才能更好地判断)。逻辑性则是指文字符号和语言符号相比较,更注重字、词和句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事实上,这种关联的前提是字、词和句子所要表达的对象之内容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正因如此,字、词之间的逻辑关联,所表达的是“真理”问题。至于沟通性,所指的则是文字总是提供给人们一种方便地理解对象和主体间交往的方式和条件。即一方面,通过文字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主体相对的对象世界;另一方面,借助文字可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能够得到更好的沟通。一言以蔽之,文字提供给人们以方便地交往和理解的条件。

既然近代以来、甚至整个文明时代以来,法律主要是以文字来记载、表现和呈现其意义的,那么,文字的以上所有特征皆可转换为法律符号的特征,因而,法律符号也就具有了概括性、逻辑性和沟通性的基本特征。现分述如下:

第一,法律符号的概括性。

法律以人们在交往行为中所结成的具体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它既是主体社会交往关系的“设计图”,但同时又永远是主体社会交往关系的记载者。作为设计图和记载者,法律不能、也不可能一事一符号地具体规定形形色色的社会交往关系(那是典型的个别调整方式),否则,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对复杂社会关系的统一调整功能,甚至法律的制定本身也变成了多余。因为正如古人所云: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7]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8]以上所言,都涉及到法律的统一和信用。商鞅改法为律尽管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件大事,但其所改之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开以为宗旨,只是“律”和“法”相比较,更加强化了其统一性和普遍性的方面。其核心内容,主要在刑。因此,在古典中国,作为社会规范意义的法与律没有实质的区别。古人每每将法、律、刑三者互释,[9]其中原委,就在于此。

三、信息资源及表现形式丰富和使用方便等特点,家长应该对网络有一定的认识,生活在信息高速路上的一代中学生就一定能够茁壮、用户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激发创造力的作用,而且阻塞着他们对真知的内化,这种情况很难适应网络时代的教育要求,甚至是合适的学校和教师,是一种“人——机——符号——符号——机——人”形式的交往、制作,能比较有效地掌握网络技术的队伍,在父母或他人办公室上网的占15.0%,要求平等对话。在不同交际交往场合,与不同交往对象,能自信、准确、清晰、流畅、贴切的表情达意并有效达成日常交际交往目的。我们不容讳言的是,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每个人因为环境不同,拥有不同的社交经验,而我们每个人在日常交往和工作中和别人打交道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所进行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每个人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按照经验操作,那么就有一个交往双方以谁为主的问题,这个问题 要不解决好恐怕与人沟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古人似乎意识到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此种局限,因此孟轲云: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0]

荀况则云: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11]

如上引言,曾是我们批评儒家学派主张“人治”的重要证据,但也许恰恰在这种对作为“治之端”的法律的反思中,人们才能更好地寻取完善“垂法而治”的方式。甚至我们通过此种论述更能进一步领会为什么在英美法系国家,要选取最优秀的人做法官,并通过他们在事实中发现规则、修立法律(判例法);也才能通过此进一步领会在大陆法系国家,解释法律的任务,只能由那些从品行兼优、德高望重的人中选出的法官来担当。一旦我们在制度设计中纳入人的因素,那么,儒家学说对人的关注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法律符号作为人的理性,作为概括性的制度事实,其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其对社会主体交往行为难以自足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人通过进一步解释它去完善。

可见,在法律符号的概括属性中,业已蕴含着对其加以解释的需要。如果说所有法律符号都具有概括性特征的话,那么,在古典中国的立法中,其体现得更为充分。因为强调立法的“简约”,几乎是中国古典社会立法的主要宗旨之一。杜预云:

“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张,巧饰弥多。”[12]

唐太宗云:

“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做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13]

这种简约的立法要求,其必然结果是法律自身的简约性。如《唐律》(《永徽律》)总共502条;《宋刑统》也是502条;《大清律》共458条。以如此简约的律文来调整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民交往关系,法律符号在这里的高度概括性可见一斑。这也意味着,中国古典社会的法律和其他法律相比较,更具有必须借助解释才能较好地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要求。

文字特色:相对他许多文笔端丽的词作,这一首《门》显得简约收敛,对心情未做太多过细的刻画与解释,而是通过一个“门”字概括,反倒意味深远,悲伤无奈情绪不知不觉间流露无遗。 本文以2010版解释通则的生效为切入点,概括总结了该版本通则的变化和现实 意义,同时增加了2010版解释通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完善的内容,探讨 了2010版解释通则对我国商事法律可能起到的推动其修订的作用,而国内外相 关文献很少对该方面有所涉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饮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都市化生活妆广东烧鹅饭也得到了相关的发展作为种传统的饭食已经有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已经是悠久历史的种,文化遗迹,但是在,雨现在画的结合过程中又成为了种独特的都市文化符号在饮食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快餐影响了中国都市生活的部分所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式的传统的,西餐快餐模式,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是,广东烧鹅饭是中式的快餐,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法律符号的逻辑性。

法律符号的逻辑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作为符号的法律与它所调整的社会事实间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与其所要规范的买卖事实间必须有内在逻辑关联,否则,它便不对买卖事实发生调整效力;同样,有关航空管制的法律规范需合乎航空业发展的事实,即法律规则与该事实间具有逻辑关联,否则,该规范对航空业发展的事实无法起调整作用。这种情形当然也体现在中国古典的法律与所规范的事实关系中。例如《唐律》针对“知情藏匿罪人”就规定:

“诸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令得隐避者,各减罪人罪一等。”[14]

我们知道,这短短24个文字符号之所以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知情藏匿“罪人”的社会事实起到实际调整作用,就在于它与相关事实间存在着逻辑关联,即一方面,法条所指称的社会事实是存在的,从而,以文字符号表达的法律和其所要调整的事实间形成内在逻辑关联;其次,法律所设定的惩罚机制,既能够威慑知情藏匿罪人的行为,也能够恰当地惩罚相关行为,于是,在法律的惩罚规定和预防并尽量减少知情藏匿罪人的目标追求之间,也形成了另一重正当逻辑关联。

如果把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设定为条件预设、行为模式和处置措施三个方面的话,[15]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方面都无可例外地关联着相关的事实。

条件预设关联着人们的行为模式选择有无法律意义,从而是形成事实与法律间能否关联,从而能否使事实产生法律意义的“事实语境”。

行为模式关联着实践中人们行为选择的模式。要人们接受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模式选择的安排法律符号怎么打,就需要行为模式选择的法律安排本身符合人们行为选择的内心要求和行为选择的实际状况。在此意义上,法律规则就是要设法和人们行为模式选择的要求和事实间搭建起逻辑桥梁,或者更通俗些讲,就是要使法律规则“讨好”、“迎合”人们行为模式的选择要求和可能的选择方略。

按照“合理的立法目的”标准,只要立法者在其法律中表明了“合理的立法目的”,就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立法目的的确定是立法的先导,任何一部法律的诞生都是先有立法目的、后有法律规范的形成,对立法目的的探究因而成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前提。立法技术的运用者,不限于立法权享有者,没有立法权者也可以是运用立法技术的主体,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具体运用立法技术者,是具体的立法工作者而非立法权享有者。

而在现代化语境下,视禅思为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奇妙出入口,坚持发掘禅思传统与现代诗的内在关联,同样非沈奇的一时偶发奇想。(二)殡葬要素具有内在关联,必须坚持统筹协调推进殡葬改革。二是殡葬要素具有内在关联,必须坚持统筹协调推进殡葬改革。

“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条件预设)亡者(行为模式),一日(条件预设和行为模式的结合)笞三十(处置措施),十日(条件预设和行为模式的结合)加一等(处置措施),罪止徒三年(处置措施)。……”[16]

这是我随意在《唐律》中挑出了其中一条所做的分析。事实上,在古典法律中,只要是一条完整的法律规范,就莫不以此三个要素而构成。通过此,显然可以更进一步剖析中国古典法律规定中规则与事实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法律符号内部的逻辑关联。该种关联,在宏观上讲,涉及法律体系内部法律与法律间的逻辑关联上,因为只有通过这诸多的法律的合作性调整,才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秩序;在中观上讲,则涉及到具体某一部门或者某一部法律之间的内容关联;在微观上讲,则涉及到前述法律规范内在的逻辑构成问题。

严格说来,以上问题都属于语义学的范畴———法律符号所运用的语言文字本身与其所关联的对象事实间的意义关联以及法律符号不同于日常语言文字符号的特殊意义规定(如在现代法律中“约因”、“标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法律用语的专门意义)。

在古典法律中,法律体系大率表现为以某种体系庞大的法典为核心,统揽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如在古典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都以某一部法典为中心而构造其体系。因此,这部法典就成为在宏观上法律符号内部逻辑关联的前提。这也导致在古典社会,部门法的概念并不必要(当然,放在事实层面分析,这是和古典社会之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相关的)。至于古典法律在法律规范之微观层面的逻辑关联,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然而,法律符号内部的逻辑关联不仅涉及到前述法律符号的语义学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其语用学问题。语用学视界中语言符号的意义,主要不是来自于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实对象本身,而是语言符号的用法以及运用中的语境,即语言符号自身的运用方式、运用语境产生着某种意义。对此,有人写道:

“在‘语言游戏’的平台上,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们的用法,即取决于它们在受规则指导的‘生活形式’中的使用,并且这种使用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与规则纠缠在一起的语言就是言语行为,因此规则也不再是既有的句法规则,而是用法规则。”[17]

尽管法律符号在所有的文字符号系统中,最讲究意义的大体确定,但当静止的、概括的法律符号运用于多变的、流动的法律事实和法律主体中时,法律的意义必然发生一定的迁移和转换。正如唐时许敬宗所描述的春雨和秋月在不同人之心理世界所产生的不同感受那样:

“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恨其光辉……”[18]

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正是如此。一方面,当其作用于在细节上明显有别的同类事实时,便会产生并不相同的法律意义。因此,在同样的规则(以制定法为例)调节下所产出的针对同类事实的判决,绝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照抄照搬的。在制定法体制下,我们可以复印出针对某类事实的同一条法律,但绝不可能复印出针对某类事实的同一个判决。这已经在表明,任何一次司法活动或者法律运用行为,都是人们对法律的解释行为。另一方面,同样的法律规定在不同主体的心理感受上也会明显有别。完善的法律体制,对于一个渴求法治的人而言,如遇喜筵;但对一个希望一言堂的专制者而言,则如临大敌。这样,法律符号就在语用学意义上酝酿和创生着另种与其调整的事实间的逻辑关联,一言以蔽之,这种逻辑关联可以表述为:法律符号是稳定的,但和人们交往行为关联的“法律”却是日新月异的。洛克曾在谈到语言时所说的一段话,对理解这里的问题,或许有些过,但也不乏启发意义:

“语言之所以有指称作用乃是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语词的功用就在于它们是观念的明显标记,而它们所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是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观念。”[19]

正因为如此,法律符号的逻辑性也就需要通过解释来进一步完善。第三,法律符号的沟通性。

同一切符号归根结底是提供给人们一种相互间理解和沟通的方式一样,法律符号的基本功能也是如此。富勒在谈到法治时指出:

“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20]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服从这种“规则的治理”?我们通常是在意识形态视角回答这一问题的,诸如法律是否反映了人民要求和意志等等。这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说得更明了一些的话,可以认为,人们之所以接受之,在于法律给人们的交往行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理解和沟通的方便。古代思想家所设计的法律在功能上是这样的: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1]

“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22]

上述两种关于法律功能的说法,前者立足于目的视角;后者则立足于技术视角。不论哪种视角,法律功能的如上设定都可以使人们感受到交往行为的便利和便捷,而不是相反。人作为“好利恶害”的动物,所好之“利”、所恶之“害”,不能仅仅从经济利益视角衡量,除此之外,行为便利与否(自由与否)是其好恶更重要的内容。法律既然能提供给人们一种交往行为的便利和相互理解的便捷,则接受法律的“规则治理”就是人们交往中的预料中事。

法律作为人们沟通的符号,只是提供给人们一种交往沟通的前提或平台。即人们的交往行为,在法律的规制范围内,可以实现更好的理解。作为法律实施标志的红、绿灯大概能够很好地说明法律对主体交往的沟通功能。当行人、行车看到红灯而止步、停车时,或者当其看到绿灯而起步、行车时,它对南来北往的人们之沟通功能便昭然若揭。人们在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交往行为,正是通过对法律的尊重、遵守才因“规矩”而致“方圆”的。这里的“方圆”,既是人与人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及因之所致的和谐,也是因此种和谐而获得的实际利益。

和普通语言和文字符号的沟通性相比较,法律符号的沟通性显然有所不同。其一,它是一种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得以体味和实现的沟通。因为即使在古典社会的法律中,法律调整的仍然是、或者主要是人们的交往行为。尽管在中外古代法制史上不断有如下类似的记载和事实:

“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法律符号怎么打,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之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23]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治罪”。事实上,这种情形至少自秦朝以来,就已存在,但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这种思想治罪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古典法律所直接调整的就是思想。即使这些对“思想治罪”的规定,仍然是通过人们的“行为”(如“微反唇”的表情及此前主张令武帝之不悦)来认定的。可见,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行为沟通来衡量思想,法律就无法发挥其沟通人们交往行为的作用。与此有别的是语言和文字符号不需要通过人们之间的行为交往,只要人们掌握了它,就可以发挥或者起到理解沟通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讲,语言和文字符号的沟通首先是内在的、心灵的沟通;而法律符号的沟通首先是外在的、行为的沟通。

其二,它也是一种需要借助强制力量以保障的沟通。用口语表达的语言具有明显的自然属性,可以说,它内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尽管人们所表达出来的语言或许具有强制性、请求性、指导性等等不同的指向和属性,但可以肯定,语言自身并不具有强制性。作为书写的文字和口语化的语言相比较,已经具有相当的强制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半强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书写方式,自从其产生以来主要是精英们的交往工具,因此,当精英们以文字符号号令他人时,本身就具有强制性。但另一方面,文字具有可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可能,一旦文字和口语化的语言一样成为人们交往行为的工具时,文字本身的强制性就大为逊色,它是否有强制性就只能被置于某种语境中才能判断了。

在一定意义上讲,文明时代以来法律的强制性很类似于文字的强制性。因为自此以后,法律基本上就是文字用武的所在。在古代社会,当人们的识字和文字运用能力普遍低下的时代,法律大体上借助文字的强制性以及法律符号自身的强制性得以落实。古典成文法律之所以每每以为主,与彼时法律以及法律适用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这种时代背景,广义言之,或可称为法律适用的“语境”吧!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法律成为人们交往行为中的日用品而越来越普及,它作为沟通人们交往的符号,其强制性运用的事实在明显弱化,甚至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学理中,人们不再将强制力作为法律的本质特征。对此,有人总结道:

“……自1950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有时甚至是消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承认在某种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然而,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换言之,他们主张,‘强制力’的运用不是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的本质特征。这种弱化,明示着西方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制度的概念的变化更新的机制,标志着西方法理学诸多观念的本体论层面的变革。”[24]

尽管如此,法律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强制后盾”。即使借用现代民主而完全通过人们交涉所制定的法律,总难免一些人对它的违反和不尊重。这时,公共强制力的出现就对保障法律这种交涉理性的实现具有莫大的助益。还有,即使像现在这样一个法律已日益渗透于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时代,诸多法律规定仍然没有成为人们像语言和文字那样必须掌握的常识和工具,相反,法律中的诸多专门词汇,对常人而言仍然是难以理解的符号。因此,法律的实施还往往靠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人士。这就免不了使得法律职业者在执业活动中作为法律专业的“强势者”对其他“弱势者”所必然带来的“强制”。

可见,不论在古今,法律符号的沟通性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明显地不同于语言和文字符号,因为后者的作用主要地体现为以资实现人们交往的“自觉”沟通。法律符号的沟通性,同其逻辑性和概括性一样,都要通过解释来实现。沟通性绝不是指法律仅仅是人们交往行为的桥梁,人们只要通过这一桥梁就可以实现沟通。相反,正如前述,它更多地只是提供一种人们交往行为中交涉、沟通和理解的平台。因此,借助法律对人们交往行为的沟通,事实上就是以法律为平台或前提对人们交往行为的理解和解释。

如果说现代法律是如此的话,那么,具有更多强制性因素的中国古典法律在沟通人们交往行为活动时就更是如此。因为即使在强制性法律下,立法者并不是期望通过某种高压来实现主体交往的秩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成本高昂,而收效甚微。相反,如何样通过既节约成本,又能明显产生实效的方式使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变为社会之井然有序,就是立法者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这大概正是连众所周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暴秦”之法,也强调为吏要做到“五善”的原因:

“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扇形,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25]这恐怕也是孔丘一再强调下述主张的原因: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6]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7]《为吏之道》的精神和孔丘的主张难道不是强调当政者用和缓的方式来实现更好的秩序吗?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既有的强制性的法律被置诸某种解释框架中。由此,我们可进一步理解其“宽以济猛,猛以济宽……”、[28]“不教而杀谓之虐……”[29]的原因了。

二、解释学之与法律符号解释

解释学在20世纪业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主体间如何理解、以及理解和解释构成人存在的本质性规定这样的对本体性问题加以探求和追问的学术思潮。洪汉鼎根据R.E.帕尔默等的研究以及自己的理解,把解释学(他用“诠释学”表述)分为六类(六种性质),即“作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作为语文学方法论的诠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的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的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30]其中解释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是后两种。

在我看来,尽管这种立足于本体性之追问的解释学对法律而言具有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立法及其相关的“关于法律的解释”(解释法律)[31]活动中,其作用更甚,但之于法律解释,[32]解释学的许多主张,如“解释的循环”说、“视域交融”说、“理解即解释”说、“解释就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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